接下来的几天，丫丫一行人穿行于基斯里夫的大街小巷，陆续敲开了好几扇门。每一扇门背后，都藏着一段被时代碾压过的生活。
莉莉安娜为两个孩子拟定的家访清单，经过了比排雷还要严格的筛选。名单上的人名，绝大多数可归入五个字：老、弱、病、残、幼。
用现代的词语来形容则是：他们离斩杀线很近了。
并非圣理会只偏爱与弱势群体打交道，但在任何一个社会秩序轰然崩塌的年代，这些人就像退潮后被遗弃在沙滩上的鱼，搁浅在泥泞里，最容易被发现，也最渴望哪怕一滴水所带来的救赎。
为了不让善意显得过于突兀，登门的理由也经过了精细包装。
对于已被圣理会收编的员工，名义是“员工家访”；
而对于那些尚未产生任何关联的困难家庭，便扯起一面新制的旗帜，自称“圣理会互助社区”。
这套话术非常高明。
她们会对那些生活困难户说：“我们这不是西方资本家搞的那种人道主义援助——不是施舍。这是一种交换。您可以加入互助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忙看看大门，照看孩子或病人，或者缝补几件旧衣裳之类。没有工资，但所有加入社区的成员，都能定期领到一份物资包。”
交换二字，被轻轻放在台面上。
这会让那些受帮助的对象觉得，我付出劳动，你给予食物，谁也不欠谁。进而让他们放下像刺猬一样的戒心。
等感受到圣理会这个奇怪的组织甚至比工会还要靠谱之后，再向他们谈谈信仰的事，便顺理成章了。
在这些拜访对象中，有很多让丫丫和哈利印象深刻的人。
就比如下面这对父女。
父亲叫阿列克塞，一位勋章挂满胸口的老兵。女儿叫卡佳。
这个家庭的组成结构和之前的尤利娅家惊人地相似：一位亲历过战火的老人，加上一个独自支撑家庭的女儿。
但命运之神显然对卡佳更为苛刻。
尤利娅的母亲虽肺里有弹片，至少还能缓慢活动。正因如此，尤利娅白天可以放心上班，只需委托邻居中午过来看一眼老人。
还有，尤利娅虽早年丧夫，那位工程师丈夫至少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一笔微薄但实在的遗产。
卡佳则完全没有这种运气。她的运势像极了卢布的汇率——一路向下。
阿列克塞已经中风瘫痪，是那种彻底到不能再彻底的瘫法，如同关节生锈的铁皮小兵人，再也摆不出任何姿势。
吃喝拉撒，翻身擦洗，每一件事都必须依赖他人。
至于卡佳的丈夫——那个男人大概觉得“照顾瘫痪老丈人”这一条款并不在他签署的婚姻合同里，又或者，这个家早已沉重得像一艘正在缓慢进水的船只，而他选择了最便捷的逃生方式：离婚，甩掉负累，干净利落地消失在生活的水面之上。
当丫丫一行人提着帆布包走进那座陈旧的筒子楼时，卡佳正准备出门。
这个家同样被拾掇得异常干净——这似乎是这类家庭共有的沉默倔强。
但为了多挤出一份收入，卡佳把自己原本居住的房间租给了一个陌生租客，自己则和父亲挤在另一个更小的房间里。放下两张床后，几乎没法放其他家具。
由于随时需要给父亲翻身、喂饭、清理秽物，她无法寻找任何需要固定时间坐班的工作。
她只能做点小买卖，今天倒卖几件从国际倒爷那入手的廉价运动服，明天转手几包渠道不明的香烟。货源时有时无，收入忽高忽低。
眼下，她已经开始变卖家里尚值钱的物件了。
今天准备出手的，是一件银狐皮大衣。
在那间光线黯淡、墙壁泛黄的客厅里，那件大衣静静挂在衣架上，闪烁着近乎梦幻的银白色光泽。那是真正的银狐皮毛，毛尖如霜雪般纯净，手感顺滑得像在触摸一段凝固的月光。它不属于这里，却偏偏在这里。
“很漂亮，是吗？”
卡佳注意到丫丫的目光，苦涩地笑了笑，手指轻轻抚摸着大衣的衣角。
“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二十五岁生日礼物。那时候他还没退休，工厂还没倒闭，我们也还相信未来会更好……不过现在，我穿不下了。不如卖掉换点生活费。”
她嘴上这么说，但那对灰蓝色的眼瞳深处，却分明浮着点什么。
是对一件旧大衣的留恋么？
不，不像。
更像某种更深的、无法言说的忧伤。
那是最后一点关于“好日子”的证明。卖掉了它，她就彻底成了穷人卡佳，而不再是那个被父亲宠爱的女儿。
当丫丫她们送上那个装满了食品的物资包后，卡佳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是惊喜。也是如释重负。
因为这意味着，这件大衣可以在衣架上再多留几天。哪怕只是几天，也是好的。
但丫丫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她彻底愣住了。
“卡佳姐姐……我们的互助服务，除了送吃的，其实也包括医疗部分。”
“像阿列克塞爷爷这样的情况，其实可以去我们的医院碰碰运气。虽然不敢保证能让他康复到和以前一模一样，但至少……至少能让他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丫丫故意没把话说的太满。
卡佳下意识地看向父亲。
而那位瘫在轮椅上的老人，也费力地转动眼珠，看向女儿。
他的头没法完全抬起，歪在一边，像个坏掉的摆件。
他的眼神那样飘忽，那样无力，嘴角甚至无法完全兜住那一丝不争气淌下的涎水。
他所有的心事、愤怒、羞耻与爱，都被囚禁在那具背叛了他的躯壳里，只能浓缩成喉咙深处几个含混不清的单音节——嗯，啊，呃。
但他依然是卡佳深爱的父亲。
丫丫看着这一幕，觉得没必要再等什么流程了。
“择日不如撞日。”丫丫挥了挥手，“走吧，今天就走。”
那天下午，阿列克塞老爷子就被送进了圣理会名下的其中一家医院。
为了不让“康复奇迹”显得太过夸张，圣理会的医生们将这个过程拉长到两周至一个月，让它在外人眼里，就像精湛的医术加上日复一日护理与锻炼的自然结果。
丫丫那时已经回到了霍格沃茨。这些后续，是莉莉安娜一条条转述给她的。
“你送来的那位老爷子精力可旺盛了，”莉莉安娜说，“他还一直打听你们，说要谢谢你们来着。”
探访员上门那天，阿列克塞正拄着一根崭新的木拐杖，在走廊里缓慢地挪动。
是的，挪动——不是被轮椅推着，不是被担架抬着，而是用自己的两条腿，一步，再一步，像刚学会走路的幼儿那般笨拙，丈量着这片他曾以为此生再也无法独立行走的土地。
他的步态依然蹒跚，身子需要微微向右侧倾斜以保持平衡，他一路走到隔壁病房门口，探头往里瞅了一眼，然后拐杖一撑，整个人就势拐了进去——动作竟带着几分与他年纪不相符的敏捷。
那间病房里住着另外两位老兵病友，都是这阵子陆续收治的老军人。
于是三个老头凑到一块，像在战壕里躲炮弹时那样挤作一堆，开始唾沫横飞地侃大山。
“……我跟你们讲，我这病是怎么落下的？”
老爷子的声音虽然还有点含糊，但中气十足。
“就是被那帮狗崽子气出来的！”
“我其实早就退休了！退休金本来足够我自己花的，我还能时不时给卡佳那丫头买件新衣服，买点巧克力！”他顿了顿，拐杖在地上重重一顿，“前年夏天——那个该死的厂长，那个把良心喂了野狗的混账东西，他跑来跟我说：阿列克塞，工厂开不了工，账上没钱了，你的退休金也不发了。”
阿列克塞用拐杖狠狠地敲击着地板，仿佛地板就是那个头头的脑袋。
“我一听就急了！就在那个能把人晒成肉干的毒太阳底下，我跟那王八蛋讲了半个多钟头的道理！”
“我告诉他，老子当年打过游击！老子在斯大林格勒流过血！这个工厂建厂的时候，第一锹土就是老子挖的！那时候他还在穿开裆裤呢！他有什么资格停我的退休金？！”
“结果呢——我就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嘴巴里咕噜咕噜冒白沫，然后像个装土豆的麻袋一样，噗通就栽那儿了。再醒过来，就见鬼的瘫了！”
说到此处，他再也按捺不住，一连串脏话像开闸的河水般奔涌而出，以最朴素、最不体面的词汇，对那些“败掉国家、把工厂揣进自己兜里”的蛀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都是这帮龟孙子！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厂，偷走了我们的退休金！连我们这把老骨头最后那几年安生日子，他们也偷！”
病房里的空气被这番话点燃了。
另外两位老兵像听到冲锋号的老战马，跟着一齐开骂。那种愤怒是如此纯粹，如此滚烫，仿佛下一秒他们就会掀开被子，从床底下摸出藏了半个世纪的波波沙冲锋枪，裹着炸药包冲进那些矗立在莫斯科河畔的大楼，与西装革履的金融寡头同归于尽。
在普通的医院管理者眼里，这种噪音是令人头疼的。她们多半会皱着眉头在值班日志上写“七号床病人情绪激动，已注射镇静剂。”
但在圣理会的医院里，护士只是端了三杯温水进去，轻声提醒他们保护嗓子。
是的，保护嗓子，而不是保护血管。
因为压根没有爆血管的忧虑。圣理会的医术就是如此优秀。
正是这份对旧日的缅怀，对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那种近乎生理性的抵触，才是圣理会最欣赏的品质。
这个国家正在急速转型，将这批老人视为沉重的财政包袱，恨不得他们早日去见马克思，好让养老金账户彻底清零。
但圣理会不这么看。
是，他们年纪确实大了。
可经过各种治疗术对身体机能的深度修复，人类的寿命将在未来普遍延至一百二十岁。
这意味着，眼前这些靠拐杖支撑的老兵，至少还有四十到五十年的活头。
而且，不是苟延残喘的延寿——只要定期接受魔法修复，人体的衰老曲线将被彻底改写。他们的生活质量会接近某些长寿的鸟类：身体机能几乎不随年岁递增而明显衰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才会迎来那一次断崖式的坠落。
就算现在让他们扛着机枪冲锋，也未必是句玩笑话。
当然，圣理会并不打算把这些老人重新送上战场。他们需要的不是老兵的残躯，而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愤怒、他们那双早已看透谁是“人民公仆”、谁是“人民公敌”的眼睛。
他们的存在，将对那些迷茫的中生代和被可乐、摇滚，以及录像带洗脑的新生代，产生无法替代的影响。
况且，这些老人大多拥有数十年真刀真枪的战斗履历和硬核的工业生产经验。
他们知道如何在零下四十度的暴风雪里修好一台抛锚的拖拉机，知道如何组织一场让资方发抖的罢工，知道如何用最朴素、最粗鄙、最一针见血的语言，当众剥下一个贪官的脸皮。
在圣理会看来，比起那些只知道把牛仔裤剪出破洞、满脑子迪斯科节拍和西方名牌的小年轻——
这些老骨头，简直靠谱得像用精金铸造一般。
那么，就让这些老兵再次焕发生机，重获新生吧。
让“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这句话，从他们的命运里彻底划掉。